相关政府机关应当把握发布不实疫情与散布谣言的界限。在疫情发生期间，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，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，会触犯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；利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，制造、传播谣言，煽动分裂国家、破坏国家统一，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，甚至会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。但是，对于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认定，还是要严格把握发布不实疫情信息与散布谣言的实质区别。

 首先，“谣言”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，是虚假的信息，而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，对事物信息的掌握、表达可能与基本事实存在一定的差异。以此次疫情为例，人们对其认识也是逐渐全面的。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，由于认识的差距或者为了描述得生动形象，传输的信息存在一定的差别，但只要没有歪曲基本事实，就不能被称为“谣言”，正如李文亮医生事件的出现，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已对此次事件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。其次，对于发布不实信息或者夸大疫情，还应根据行为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，不能以事后事态的发展为标准。如果信息发布者发布的是预测性的信息，即使最终被证实是伪造的，也不能被认定为“谣言”。最后，还要考察行为人是否有散布谣言的主观故意目的性，如果行为人无意中对疫情做了不实表述，并没有对公众散布的用意，即使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后果，也不能认定为散布谣言，以犯罪论处。

 另外，还应当严格考量社会危害的情节认定。当前，网络社会已经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，网络秩序也隶属于社会秩序。但是，在对“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”的行为进行界定时，还应当立足于现实社会秩序进行考量，应当综合虚假信息对现实社会正常秩序的影响程度、对群众造成的恐慌范围、给社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处置情况等因素，进行综合分析判断，其危害程度应当与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保持相当。如果仅有信息网络虚拟秩序的混乱，并未扰乱现实的社会秩序，则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。结合目前信息网络时代特点以及我国国情，仅有“虚假信息点击阅读量特别巨大、引起数量特别巨大网友关注”等特征，尚且还不能认定为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”；但是如果导致“大量网友对社会和政府不满围攻谩骂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有关单位、部门开展网上辟谣、舆情引导、安排应急防范、维稳安保等工作”等现实社会秩序被严重扰乱的情形，才会被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”的情形。这一标准也在一些实践案件中予以运用和体现。因此，对于造谣与发布不实疫情应当严格把握犯罪认定的法律依据。